春秋时期，周王室的权力逐渐衰退，失去了对国家的有效控制。各大诸侯国趁机崛起，纷纷扩大势力范围，展开激烈的争霸之战。这些诸侯国通过合纵连横、东征西讨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联盟，甚至多次有诸侯轮流成为各国争霸的“霸主”。其中，齐桓公、晋文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和宋襄公五位霸主，因其卓越的治国才能和非凡的军事能力，成为历史上最为著名的“五霸”。
《孟子·告子》有言：“五霸者，三王之罪人也；今之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”回顾这五位霸主，他们无一不是时代的杰出人物，各自领导的国家在他们的治下，焕发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光辉。至今，这些人物的伟业仍然被后人传颂，影响深远。然而，在这五位强者中，竟有一位国君与其他霸主的行为截然不同。
展开剩余83%此人上任初期，三年时间里不仅没有像其他霸主那样紧张有序地投入国政，相反，他沉迷于享乐与奢华，花天酒地，漠视政事，甚至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也全然不理。此人是谁？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行为呢？
春秋中期，华夏的两大强国分别是中原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。晋国自古便是中原的霸主，国力强盛，紧邻周王室，一直是“最强之国”的有力竞争者。而楚国的崛起则历经波折。楚国最初由周成王封给的土地，位于汉水和长江中游之间，周围是许多蛮夷部落。周王室将楚国安排在这片荒凉的地区，意图借其力量威慑南方的蛮夷。然而，楚国的地理位置使得它长期被其他诸侯国看作是边远之地，饱受歧视。幸运的是，楚国地大物博，并且历代君主英明，才得以在诸国的纷争中逐步建立起强大的竞争力。
公元前613年，楚穆王去世，将王位传给了嫡长子熊侣，这位日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“楚庄王”。熊侣登基时，正是楚国历史上最为关键的时刻。此时的晋国，由于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与秦国的战争，国力大幅下滑。若能抓住时机，迅速发展，就有可能超过晋国，成为新的霸主。
然而，熊侣继位后的行为却让人大失所望。大臣们纷纷建议他要抓住时机，迅速扩展军力，但熊侣却选择忽视这些劝告，甚至对政务漠不关心。他整日沉溺于声色犬马，忘记了治国理政，几乎不理会朝政事务。楚国当时本身并不安定，国内外的矛盾重重，熊侣本应当专心治国，但他却依然选择了放任自流。
这种昏庸的做法让许多本有大志的大臣感到失望，甚至在私下里有许多人开始叹息：“国君如此昏庸，楚国何时才有出头之日？”然而，接踵而至的几件事件，却让熊侣渐渐意识到自己放任的后果。
熊侣即位不久后，楚国爆发了叛乱。掌权的公子燮与斗克在令尹成嘉出征时，趁机宣布郢都戒严，并控制了楚王。当时，成嘉赶回国并击败了公子燮的军队，但公子燮企图逃亡，最终被庐大夫戢梁所杀，熊侣被救回。然而，令人失望的是，这场波及楚国政权的危机并未让熊侣吸取教训，回到宫中后，他依然不理朝政，继续沉浸在奢华的生活中。
公元前612年，晋国卿大夫赵盾派遣上将郤缺攻打楚国的盟友蔡国。面对晋国的强大攻势，蔡国很快丧失了防线。蔡庄侯急忙派使者求援，但熊侣依然选择忽视大臣们的建议，未曾出兵援助。蔡国最终被攻破，蔡庄侯无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。此举不仅让楚国的信誉大受损害，也使得楚国与许多原本亲近的国家关系恶化。
然而，在这些沮丧的局面中，仍有两位大臣认为，熊侣看似昏庸的举动背后，或许有着不同的目的。两位大臣，一位是大夫苏从，另一位是重臣伍举，他们认为，熊侣可能是在故意掩藏自己的雄图，暗中酝酿着自己的计谋。
在楚庄王即位的第三年，楚国发生了严重的饥荒，同时，周边的少数民族叛乱四起，楚国的安全形势极为严峻。即便如此，熊侣依旧未曾有所作为，继续沉溺在享乐之中，甚至挂出告示：“进谏者，杀毋赦。”面对这般威慑，很多大臣不敢进言，然而，苏从和伍举依旧前来谏言。苏从忍不住痛哭，直言楚国危在旦夕。而伍举则巧妙地通过提问“南方的大山中有一种鸟，它三年不飞，一飞冲天”的比喻，暗示楚王要耐心等待时机，积蓄力量。
熊侣终于意识到，这两位大臣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。他笑了笑，承认自己的确是在韬光养晦，等待时机成熟。在这三年里，虽然他看似不问政事，但他一直在观察内外形势，尤其是晋国内部的矛盾加剧，让他更加确信，楚国可以在此时崛起。
经过三年的沉寂后，熊侣开始调整战略，改革内部政治，恢复军力，任用了那些忠诚能干的大臣，推动国家从上到下的整顿和改革。终于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，楚国重新强大，平定了内乱，先后征服了郑国与宋国，并与齐国联合，成功压制了晋国。楚国一跃成为华夏的新霸主，而熊侣，也因此名扬四海，成为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楚庄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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